1983年,观塘
七月,观塘下过一阵急雨。工场铁门半开,雨水沿门槛爬进来,把地上的纸箱浸出深色。林启荣记得,那台二手车床仍在转,皮带发出不均匀的拍打声。他把银行退回的支票折成四折,塞进衬衫口袋,不敢让两个师傅看见。
那是一笔足以支付三个月工资的货款。客户说下周会补票,银行只说账户余额不足。回家时,何美玲已经把饭菜热了第二遍。她没有先问亏了多少钱,而是从抽屉拿出一本学生簿。
本子上不是应收账款,而是六个人的名字:两个师傅、三个学徒,还有每天替他们送饭的女工。她问:“如果只够发一半工资,谁最不能等?”林启荣第一次发现,自己一直在看数字,她却一直在看人。
“一本真正的家族史,也要记下那些没有职衔的人。”


